（原标题：8岁男孩高烧入院治疗后死亡 家属把诊室砸烂）

8岁男孩死了。花圈堆满了医院，几十个家属连哭带骂，把诊室砸了个七零八落。

一切都猝不及防。男孩入院时高烧接近40度，总喊头痛。在实施腰椎穿刺后的5个小时内，他抽搐并昏迷不醒，3天后死去。

孩子的祖母——一位年仅五旬的农妇一夜间白了头发。“活蹦乱跳的孩子，发个烧还能死了？”更多家属从外地赶来，堵在手术室外，讨伐医院“害死孩子”。

医院的答复则如手术刀般短促：诊疗过程无任何医疗差错。

中国医院里又一场剑拔弩张的对峙开始了。每一起纠纷都如旺火上的高压锅，压力持续蓄积。家属的怒气，就是那个小小的排气孔冒出的滚烫热气。一旦压力超过临界值，就可能是一起暴力伤医事件。

8岁男孩死亡事件的烫手山芋，最终传到了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姜兆理的手中。

他用了三个多小时说服这个保守的农村家庭接受尸检。结论是，孩子死于病毒性脑炎导致的中枢呼吸循环衰竭。他又仔细盘查了接诊过程，最终认定：死亡与医方诊疗无因果关系，但医方存在对患儿病情变化关注不够、检查不及时的问题，应承担一定赔偿。

没有谁能让孙子醒来，那位祖母依旧悲伤，却不那么生气了。她给姜兆理留下一句话：“没想到天津真有免费给老百姓说理的地方。”

“我们充当的就是一个减压阀的角色。”天津市医调委主任张有强对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说。

2009年初，天津市出台了全国首部省级医疗纠纷处置规章，组建了医调委。按照规定，凡索赔金额超过1万元的医疗纠纷必须要医调委解决，严禁“私了”。自此以后，全天津90%的医疗纠纷都从医调委经手，到法院诉讼解决的不到10%。

截至2016年6月底，天津市医调委共受理3622件医疗纠纷，调解成功率86.5%。而所有经调解成功的纠纷，赔付率达100%。调解协议书就是保险公司认可的“提款单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是一个独立于医患双方、卫生管理部门、保险公司的“第三方人民调解组织”。20多名调解员大多是从医院、医学会、司法局等单位退休后来这里就职的，兼有医学和法学专业背景，没有任何行政和裁决权力。

虽然，总有人不相信它的中立。

拒绝赞助 保持独立

“都跟医院一个鼻孔出气儿，找他们能有用吗？”张海霞因为母亲的治疗纠纷，不太情愿地来到了医调委。

她的底线是：“反正不收钱，如果不服照样可以去法院起诉。”

“如果对我们免费调解的结果不认可，照样还可以去法院起诉，这样一来，医患双方都易于接受。”张有强说， 医院和卫生系统都有投诉受理部门，但患者往往不买账，觉得他们既当裁判员，又当运动员，有失公允。若走法律渠道，需要医疗事故鉴定结果作为判决依据，周期长且费用高。曾有患者还没等到医疗事故鉴定结果，就已经去世了。

天津市医调委成立之初，曾多次派人赴多个省市调研。 “当时也有一些地方已经设立了医疗纠纷调解机构，但大多是挂靠在行政机关，患者不太信服；还有的以保险公司为主体，尽可能把赔偿压得很低。”天津市医调委首席调解员张志纯说。

从设立之日起，天津市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拨付工作经费，为的就是确保其“第三方”的独立地位。这几年里，也有过医疗机构找到天津市医调委，提出要赞助一年几十万元的工作经费，但均被婉拒。

很多人起初不理解医调委，质疑甚至责难纷至沓来，“人民调解就是你情我愿，搞什么依法调解？还要法院干什么？”在检察院工作过30年的张有强的理解是，“一时图省事的说和，将来可能引发其他矛盾，唯有依法，才能长久。”

“绝不是菜市场似的讨价还价，你要10万（元），我出8万（元），最后9万（元）成交。”张有强说，再复杂的案子，也必须按照“查明事实、认清责任、依法计赔”三步完成。曾经有过患者要10万元，而医调委按照统一标准测算后，最终患者获得了20万元的赔偿。

2015年，天津市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为1.2亿人次，平均每诊疗21万人次发生一起产生赔付的医疗纠纷。这在全国属于较低的水平。

21万分之一，听上去微不足道。然而，当乘数足够大的时候，谁也无法回避它酝酿着的“擦枪走火”的可能。

这是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的时代，也是医患关系撕裂的时代。2006年全国医疗纠纷事件共发生10248件，2009年上升为16448件。医闹、恶性伤医事件屡见不鲜。

天津市医调委楼道的墙上挂满了锦旗，更多的则被存放在库房的一个铁质文件柜里。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：“大约200多面吧，实在挂不下了，就只能把锦旗叠好平放在柜子里。”

有意思的是，满墙的锦旗中，没有一面是来自医院的，“不是没有，而是我们不敢挂。”就怕患者误会医调委和医院“是一伙儿的”。